帮你快速找医生

【医患沟通来回信0012封】——-从加号看病看医患关系

2019年09月19日 9296人阅读 返回文章列表

     刘主任:您好!

    谢谢您这礼拜给我母亲加号,让她看到了病好的希望,呵呵,你不知道她有多紧张。我看了你的博客,您是要写一本关于医患关系的书吗?其实我也经常在思索这个问题,因为和母亲这几年也跑了不少医院,像天坛,301,湘雅。。。。。。不知道我的一些小小的感悟对于你有没有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风湿免疫科刘湘源

    首先,我觉得中国缺少很好的全科医生,而且大多数人也没有先看全科医生的概念。当然,这里是根据一些搞不清楚自己什么病的病人。但是有些科室推来推去,检查甚多,最终每个结论,病情也耽误了许久。有些小病的病人只好直接去最好的医院导致资源浪费。

     同时一些地方上的医生技术有待改进和更新。病人经不起折腾,钱花了,病没治好,医患关系能不紧张吗?有些医生的医德还是要提高的,不能瞎忽悠,心不在焉,不负责,病人和家属又不是阿斗啊。中国的医疗法律和保险导致医生害怕负责,各种检查开一堆,病人和家属表示很无奈。

    中国的经济有它的局限性,医疗保障跟不上,导致病人经受经济和病痛的双重折磨。当然,这个与医生无关,体系影响。

    最纠结的就是预约和挂号。我和母亲幸运,总是碰到好医生。可是,很多病人望而生畏。长途奔波,被拒门外。这点,您也清楚。本来就是病人,若有家属陪着好些,若是一人,实为可怜。有些医生挂到了号,突然要开会出差,这让在外奔波的病人雪上加霜。医生要看病救人,能否少些官职应酬?虽然有时是无可奈何。。。

    在301的时候,有位医生向我解释医生的无奈,医生也是人,精力多少有限。更何况不是每个看过病的人都能记住。我自然理解。可是,中国人骨子里其实是很能忍的,除了一些恶意的挑唆闹事,真不愿和医生搞僵。若是医生多分宽容多分理解,病人定是温暖倍加。

     其实媒体有些误导或是扭曲报道,病人有自己的分辨。

    或许当人遇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便像个孩子,或许会撒娇,或许会哭闹,但是真的只是希望多份关心,多分帮助。

     写这些,是有私心的,医生和患者不是敌人,患者表示自己表现的彪悍是因为内心的无助。如果医生真的体谅病人,病人也会体谅医生。

                                                妙水 2013-6-21

回复:

妙水:

   你好! 谢谢你的来信!你的来信开门见山,直接切入医患关系主题,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非常好!谢谢你!

    我那天帮你加号,使你妈妈顺利就诊,你的心里很高兴,并对我充满感激之情,我也为你因加号而写信深表感谢而高兴!但我在想,如果我因特殊原因不能加号,您是否会恨我?甚至引发所谓的“医患冲突”呢?对于大多数医生来说,工作已非常忙碌,是不愿意加号的,因为这是一种额外的超负荷工作,体力往往透支,我一个半天往往加30-40个号,从下午1:30看到晚上8点,持续6个半小时,我也不愿意加号,但心太软,看到那么多病人千里迢迢过来,哀求着加号,实在于心不忍,但这既没加班费,也没有营养餐,还没有补休,万一因体力不支,脑袋糊涂,判断错误,后果不堪设想,且长期如此,谁能受得了?我看过并转发过网名为“阿鼠”发表的文章,她对国内的医患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和阐述,写得非常好,我把某些关键内容摘录下来并稍加补充,供你参考。

     国内医患冲突远远不是13.3亿百姓和190万执业医生及233万执业助理医师之间的冲突,医患冲突的背后是党、政、警、司法、新闻、企业和利益集团交互纠缠的身影,甚至黑社会也占有一席之地。1983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将中国列为发展中国国家全民免费医疗的典范,但到2000年WHO的报告,在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卫生服务的公正性排名倒数第四,比阿富汗还低,最近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说中国医生是世界上最痛苦的医生群体。那究竟原因何在?无外乎有如下原因:

  一、政府投入严重不足

   1983年前的中国经济不发达,政府却在医疗方面投入了巨资,组建了健全的全民免费医疗网,超过96%的中国人享受到了免费医疗的保障。医疗保障当时由三个系统组成:劳保医疗覆盖职工及家属达2亿多人,公费医疗覆盖5千多万人口,合作医疗覆盖超过90%的行政村和农民。另一方面,所有医院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尽管医生态度较差,过度医疗占医疗总费用的20%,但百姓给了医生很高的评价。1984年,轰轰烈烈的国企改革和公费医疗制度改革拉开序幕,从此政府甩开一切包袱,大干快上搞经济,冲高GDP。同期,大批下岗职工和农村人口被抛出传统医疗体制之外。到1998年,参与农村合作医疗的人降到农村居民的6.5%。2002年,全国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只覆盖了9千多万人。超过88%的中国人,被国家摒弃在医疗保险体制外,看病全自费,因病返穷大批出现,医患大战开始上演。

    截至2008年,我国共有医院19244家,财政拨款仅占医院收入的2%~8%,其中大多数省份的财政补助占医院收入的3%~5%,连退休人员工资都不够。最低的县医院,财政补助连续三年只有17.5万元,占医院收入的0.01%。2008年,中国医院总资产10191亿元,其中负债约3250亿元。资产负债率约31.9%,目前全国90%的县医院负债经营。按83年前的标准衡量,中国已没有一家公立医院。以北大医院为例,为满足日益增多的病人需求,买地建第二住院部时,贷款1个多亿5年还清,每年两千多万元的还款,全部来自于对病人的收费。医院,在裹胁而来的市场经济浪潮中,在政府的数次医改中,早已失去了公益性质。留给中国医院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靠医生卖药和做检查勉强维持,要么关门大吉。即便所有的医院大楼、昂贵的仪器设备以及医务人员的工资奖金都来自于病人的收费。2010年,中国卫生总费用仍只占GDP的4.3%,而WHO的最低标准是5%,美国是16.1%。今天,美国几乎所有物价都比中国便宜很多,里维斯牌牛仔裤是中国的1/7,汽车是1/3,猪肉是1/2~1/3,别墅是中国公寓的几分之一。汽油便宜一小半且质量好,唯有医疗价格,美国却是中国的6~10倍。同样一个感冒,美国平均400美元,一台阑尾炎手术7000多美元。急诊什么药也没有开,做了些检查,账单寄过来是5000多美元。一台宫外孕手术2.5万美元,远远比中国贵。中国医疗总费用占GDP的比例,全世界最低。中国的医务人员,以极其艰辛的努力和低廉的收入,中国的百姓以最大的意志力忍受着疾病的折磨,他们共同实现了全世界最低的医疗费用,实现了达到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

    很多人指责,既然中国医疗费用如此低廉,为什么百姓看病要倾家荡产?为什么百姓感受到的实际情况和数据截然相反?确实,在中国无数挣扎在疾病中的人,承受着肉体折磨和心灵痛苦外,还要面对经济的巨大压力,心理频临崩溃。然而,不仅仅是病人,很多医生得病后,同样面临看不起病的困难,尤其退休后的医生们。最近我院一位介入科大夫患病,还需全院大夫捐款资助买药。2007年,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社会性支出(含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和住房支出)比重高达58.4%,其中医疗支出又是重中之重。而加拿大和欧洲更高,丹麦为71.6%,德国为70.8%。美国7800万穷人、65岁以上的老人和残疾人看病全免费。医院照常收费,只是钱由美国政府支付给医院。目前美国医疗产业的总值1.4万亿美元,超过教育和国防的总开支。而中国,以2005年为例,当年卫生总费用为8659.91亿元,占GDP4.73%,其中政府预算投资1552.53亿元,占卫生总费用的17.93%。政府投入的卫生总费用一共包含十项,遗憾的是,去除官方的各项事业费和基建费,基本医疗保险补助只占37.13亿元,卫生事业费占593.22亿元,合计占政府预算投资的40%。而在卫生事业费里,属于医院经费的又只有36.30%,加上社区服务中心和卫生院补助,也只占卫生事业费里的51%左右。计算一下,政府投入的17%医疗支出中,用于13亿百姓的,只有40%×51%=20.4%。换言之,中国百姓每花一百块钱看病,来自于政府投入的只有100×17%×20.4%=3.47块钱。职工医保是扣你自己工资,新农合国家补助每人一两百块钱。2010年,中国政府对于13亿百姓的实际医疗投入,只占GDP的4.3%×17%×20.4%=0.149%。而同年,美国政府为医疗投入约占GDP的16%×60%=9.6%。甩掉医疗这个包袱,美国政府立刻富得流油,倒过来成为债权国。

    时至今日,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成功探索出全民免费医疗的模式。在亿万人的重大疾病面前,只有庞大的政府税收,才能支撑起看病的费用。包括缅甸、印度、伊拉克和越南等不发达国家,都倾举国财力,将所有贫困人群纳入到免费医疗范畴。英国政府更是专门在医院,设立给贫困病人报销路费的柜台。法国的妇女生了孩子,政府甚至派人去帮洗衣和做饭。而加拿大人,看病不交钱,吃药不交钱,医疗制度非常优越;他们看病不贵,政府包揽了一切费用。作为负责任的政府,欧美国家制定了各种政策,将病人拦在医院大门外,在这种有序管理就诊的同时,却也承担了不少的骂名。在信仰和法律兼具的西方国家,美国政府投入约占GDP10%的巨资,仍无法解决的看病难,换在既无信仰、又无资金、管理又相对缺位的中国,在一个实际医疗投入只占GDP 0.27%的中国,在一个已经没有公立医院的中国,指望靠两百多万执业医生的医德,靠六百多万医务人员的辛勤工作,就可以堵住巨大而汹涌的看病人流,填满巨大的资金窟窿,就是天方夜谭了。

     二、医疗价格体系不合理

    人类数千年来,孜孜不倦的追求生命长寿。今天的医疗业,分为研发和服务两大领域。对死亡疾病的恐惧,使无数资金和优秀人才进入医疗研发领域。新设备、新技术和新药层出不穷,研发费用十分高昂。而在医疗服务领域,为满足人们对生命零差错的愿望,作为主体要素的医生,必须具备高智商和长期的艰辛学习,凡此种种,都决定了医疗总费用的不断攀升。以全世界最发达的美国为例,据Health Affairs最新报告,美国医疗总费用已达GDP的17.9%。这么庞大的产业,没有市场化的价格体系,研发得不到回报,资金和人才必将断裂,医疗业将大幅倒退。服务同样如此,医生在生命救治中承担着高压力,高风险,没有市场化的价值体系,优秀医生将退出医疗行业,这和人类提升寿命和生存质量的愿望背道而驰。很多经验证明,医疗由市场定价,政府出资购买,并承担所有公立医院和贫困人口的费用,加上民间慈善基金的支持,才是公益性的最好模式。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家医院,能在低收费前提下,再承担公益性质。但在中国,每年一千多亿的财政投入,比起几万亿的医疗总费用,可谓杯水车薪。几十年来,国家长期对医院实行计划经济,医疗服务定价极低,无论是门诊挂号费、医生护士操作费和住院费,都只有区区几块钱或几十块钱,还不如理发师理个头发。很多高难度的手术,八九位医生,四五位护士,十七八个钟头,承担着巨大的风险,手术费才两千多块钱,其中还包括无数昂贵的医疗仪器运转。医生的真实价值该是多少?问问各大医院蹲点的黄牛,就知道是政府定价的几百倍。在市场化的机制下,一块钱可以享受什么服务?答案是唯一的,中国医生的看病。2010年的《经济观察报》文章指出,北京市卫生局和财政局在对8家综合医院项目成本核算后,发现2000多个医疗项目中,赢利项目只占43%,而亏损项目高达57%,其中护理、治疗、门诊挂号、诊疗和住院更是全部亏损。以北京朝阳医院为例,2007年该院护理平均收费11.5元,成本却六倍于收费,为66.34元;诊疗收费7.17元,成本约五倍,为35.07元。每日住院平均收费仅35.9元,而成本为82.27元,故有不少来北京的患者宁可住院,也不愿意住饭店。技术劳务收费仅468.5元,成本却高达1124.91元;即使是有收益的是检验类和仪器设备2个项目,也只是微利。检验类平均收费78.24元,成本69.24元;仪器设备平均收费375.49元,成本216.26元。近五年,随着通货膨胀,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的节节高升,医院服务的价格和成本差距越来越大,医院亏损日益严重。在医疗定价严重违背市场规律下,公立医院只能靠过度医疗,靠卖药做检查,靠巨大的工作量和贷款来艰难运转。而政府主持的一次一次药物降价,使得不少有效药物不挣钱而退出市场,如别嘌醇和磷酸羟氯喹等。由于监管和法律缺位,除了极少数高端外资医院,实行市场化的高价体系,有充足的盈利能力。大多数面向基本医疗的民营医院,都存在严重的欺诈式消费,坑蒙拐骗屡见不鲜。而由于中国百姓普遍收入很低,无论医疗市场怎么放开,高端外资医院永远不可能走进普通百姓,去填补基本医疗的空缺。可喜的是,最近国家正在尝试改革医疗收费体制,提高医生的门诊看病挂号费,也许这是改革医院价格体系的一个开端。

    三、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分布不均

    1.医生比例不足,结构不合理:据卫生部2011年统计公报,截至当年末,全国执业(助理)医师246.6万人,每千人口执业(含助理)医师1.82人,在统计的193个国家中,排名第80位,而古巴每千人口拥有医师6.4人,口腔医师1.8人,是中国的4倍多。在医生比例低的前提下,还存在另外两个严重的问题。(1)分布不均,偏远贫困地区的医生更缺乏。有数据显示,截止2009年,中国每千人城市人口的医生数是1.75人,而每千人农业人口的医生数仅为0.47人。据健康报最新消息,四川省凉山州的乡镇卫生院平均仅三名工作人员,昭觉县只有440人的卫生队伍,距离编制1600人相差甚远。而美国的人均医生数是每千人3.59个,法国3.37个,英国2.2个。(2)结构不合理。在两百多万执业(助理)医生中,据卫生部的数据,全科医生只有7.8万名。而在国外,全科医生达到医生总数的50%,其受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专科医师。无论在欧美或台湾,80%的疾病在全科医生那里得到治疗。只有20%的病人,需要转诊到专科医师那里,进一步治疗。在中国,由于医院没有划分功能,本该是高端治疗的三甲医院,却疲于应付社区医疗。本该治疑难杂症的知名专家,却在做全科医生的工作。很多调查显示,大多数中国病人的首诊在综合性大医院完成。大量的稀有资源,被浪费在简单的疾病上。另一项资料显示,由于社会舆论的压迫、行医环境的恶化、医疗救治中的高压力和高风险,以及过长的工作时间,过去十年内,很多的中国医生流失了,去从事其他职业,医生人数进一步下降。

    2.护士人数严重不足:在很多国家,由于医生的高薪和人数不足,资深护士承担起初级医生的工作,护士人数远远超过医生,甚至达到医生的4倍。据卫生部的资料,截至2011年底,中国共有注册护士224.4万人,每千人注册护士数1.66人,医生护士比例为1:0.91。而2006年曾有报告指出,当年中国每千人护士数,甚至排全世界倒数第三。目前,我国医院病床与护士的比例是按照1比0.4配备的,这个标准是26年前制定的。尽管如此,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医院也只有10%。在欧美国家,病床与护士的比例能够达到1比2,甚至1比3。在美国加州,法律规定护士病人比例最多为1:5,护士通常管理病人3~4个。而在中国,白班护士管理二三十个病人,夜班护士管理五六十个病人,都很常见。在医生护士数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幻想依靠医务工作者的道德,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服务,又完全是另一个天方夜谭。

    3.医院发展不够,且分布不均衡:2011年,全国共有医院21979个,其中,三甲医院881个,三乙医院518个,二级医院6468个。从病床使用率来看,三甲医院为104.2%,而一级医院仅58.1%。同样是卫生部的数据,2011年,全国县级(含县级市)医院诊疗人次,比上年增加10%以上,而乡镇卫生院诊疗和入院人次继续下降,看病人流进一步集中到县级以上医院,看病越来越难。

    四、患病人数大幅增加

    1.中国总人口增加: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显示,中国总人口现为13.7亿多,预计到2020年人口将达到14.6亿,而人口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更严峻的是,估计到2050年前后将达到16亿左右。如此巨大的人口和就医需求,绝对不是两百多万医生的道德所能解决的。继续批判医生的道德,不仅无视医疗的根本所在,反而会使更多医生逃离医疗行业,使未来更多人因无医生可看,直接病死。

    2.老年人口增加,占据大量医疗资源: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预计到2014年将达2亿,2026年将达3亿,2037年将超过4亿。对于老年人来说,高血压、糖尿病和冠心病是常见病,加上各种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 心脑血管病、风湿免疫病和癌症等,就诊需求远超过年轻人,需要占据了大量的医疗资源。卫生部的2006年发布的《中国慢性病报告》中指出,2003年我国居民因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心脏病、高血压及糖尿病等五种慢性病就诊,占门诊总人次数的 14.5%,仅心脏病就相当于所有传染病门诊人次数的 2.8 倍,其中老年人口占很大比例。大量老年人口的产生,将使有限的医疗资源更加窘迫。

    3.城市非户籍人口增加:随着人口流动,大量农村人口进城打工,城市常住人口急速增加。以上海为例,2000年上海常住人口1609万,其中非户籍人口314万,占比20%。但至2010年,上海常住人口2303万中,非户籍人口竟达898万,比例高达39%。同期,上海每千人口的医生数却从2000年的3.1人下降到2.2人。北京的每千人医生数,从2000年的3.8人下降到2010年的3.4人,还不包括外地进京看病的黑压压的病人。其他大城市无一例外。而2011年,包括执业助理医生在内,中国每千人口医生数也只有1.82人。与以上数据相对应的是,每一个医生的工作量,都是十年前的数倍。2010年,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全国有28%的医护人员有焦虑、烦躁感,12%的医护人员患抑郁症。80%的医护人员有疲劳感。在55种社会职业中,医生的自杀率排第一,护士的自杀率排在第三,男性医生的自杀率是普通男性的3.7倍。如果政府继续不作为,社会舆论没有改善,医生的工作量,风险压力和生存环境如此糟糕,作为中国最高学历的群体,辞职必将成为很多医生的第一选择。百姓未来的就医形势,将进一步恶化。

  4.食品安全、生活和饮食习惯不良、环境和水污染等,使发病率剧增。几年来,中国食品问题频发。与有毒食品同步曝光的是,各种罕见病迅猛增加,加上压力和不良生活习惯和环境及水污染等致病原因,据估计,我国各类罕见病患者已超过1000万人。目前,全国不少城市,包括北京和天津等大城市的空气和水污染已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全国有数百个因环境污染而形成“癌症”村,其中一个癌症村就在北京东面数十公里。根据官方预测报告,从2000~2025年,中国患者人数将增加近70%,住院量增加超过43%,年门诊量超过37%,而医疗费用增加将超过50%(而同期,人口增长率只有15%)。中国卫生部2008年《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61%的受访者表示,在受访前2周患有慢性病,而这个数字在十年前仅为39%。2010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一份研究显示,中国糖尿病人口已达世界之最,且其蔓延的速度远远超过欧美国家。目前中国每年死亡人口中,85%为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病和癌症等慢性病,这一比例远高于世界平均值(60%)。

    五、政府管理失职

    在混乱盲目的看病人流中,政府管理缺位。几千万的病人,可随意走进任何一家中国医院,去挤占高度紧张的医疗资源。同时,将对制度的愤恨,发泄到忙碌奔波的医生护士身上。至今为止,公立医院仍旧采取行政化管制。院长为政府任命的技术官员,拥有行政级别。而有一定年资的医生,普遍有事业单位编制,算是铁饭碗。在此体制下,无论是卫生主管部门,还是医院管理方,都只需要向上级领导负责,而不必令病人和医务人员满意。导致国内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事故频发并最终引发百姓健康问题,最关键的原因是政府管理缺失,很多是官商勾结,鱼肉百姓,尽收渔利,对问题视而不见,甚至互相包庇,狼狈为奸。

    在成就斐然的医改背后,竟然有着这么多危机重重的问题,而医生与患者是直接接触,自然成了矛盾爆发体,引发医患大战。如何解决这些矛盾?

     第一、增加政府投入,放开医疗市场:改善看病的唯一方法就是政府增加医疗投入,购买医院服务,承担穷人医疗费用。让医院真正回归公益,让医务人员不再流泪。同时放开医疗市场,在公立医院远不能满足医疗的今天,必须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同时严格监管,规范民营医院的医疗水准和收费,杜绝坑蒙拐骗。

   第二、加强政府管理职能:(1)强制推行家庭医生制度,帮助病人有序的看病转诊,使现有的医疗资源,最大程度得到利用,而不是病人一窝蜂涌入大医院,浪费紧张的医疗资源,制造医患矛盾。当然,家庭医生制度的推行,必须配套医生教育制度,准入制度,以及医生收入制度的改革。只有当中国所有医生,从沿海到内地,从大医院到小乡村,医疗水平大致划一,收入大致划一,家庭医生制度才可能真正普及。而偏远贫困地区医生的收入,归根结底,依赖于政府的医疗投入。只有贫穷病人的医疗费,由政府全额覆盖,贫穷地区的医生,才又可能得到合理的收入。(2)全面实施预约制度: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很多地方政府成立了预约平台,众多互联网公司也参与到了医疗的预约体系。但这些预约平台仍远远不够,对疾病一无所知的广大病人,仍在盲目乱窜看病,实际效果,恐怕远不如建立三级医生的预约转诊体系好。而要建立三级医生的预约转诊体系,就必须强制实行家庭医生制度,使病人首诊只能找全科医生和社区医生。再由家庭医生预约专科医师,最后预约大医院。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管理门诊病人,使黑压压的就诊大厅,变得安静、有序和轻松。(3)社保局改变报销机制:医疗报销体系,存在两个严重的问题。首先是门诊和住院报销完全分开问题,除了公务员和老师,所有职工医疗保险,门诊报销都限定很低的金额,用完后自费,很多治疗费用大的病人,原本可门诊治疗,为报销也改为住院,挤占紧张的医疗资源,住院期间再做重复检查,浪费医疗资源。如果社保局能改变报销机制,使门诊和住院报销一体,很多病人就可以和美国一样,门诊完成所有检查,预约住院,当日手术,第二天出院,这样可大幅度降低住院日,挪出更多有效资源。但是,这个制度,必须增加医生护士的聘用,并配套医生助理制度。否则,医生无法在已经超负荷工作的前提下,再增加几倍量的手术和日常工作,接收几倍的新病人,处理几倍的文字工作。其次,官僚作风的改革:为消除民众对医疗的愤怒,医改年年动作不断。然而,整个医疗体系不变,政府出资比例不变,所有的医改都只能是假动作,越改越糟,增加病人就医难度。以门诊药物报销为例,为了控制药物费用,社保局规定每次门诊的药物最高量。很多老年或慢性病人,为了开药,每周必须去门诊挂号,进一步挤占有限资源,加剧看病难和医患矛盾。

    第三,推行医生助理制度:在很多国家,低端的医疗琐事,都由医生助理或护士完成。资深护士甚至可以开医嘱。与之相对,护士人数远远超过医生。而中国,护士比医生更少。中国公立医院的行政化管制,使医院内部的管理,无论是财务和用人,都由卫生局等主管部门说了算。尽管医生护士都处在超负荷运转状态,但受编制和没钱的约束,医院进人很难。比看病更繁琐的,是医生的文字工作。据丁香园的专项调查,中国有50%以上的住院医生,每天写病历就达四小时以上,甚至超过七小时。很多医生一半以上时间用于写病历,再加上开会,频繁的业务学习和考试,根本没时间和和病人沟通。而在国外,无论是欧美还是新加坡,不但病历很简化,而且有专门的助理处理文字。医生只需记录病人的关键信息。在有限的医疗资源里,想提高效率和周转率,就必须淡化医院行政色彩,雇佣大批医生助理,否则,病人从住院、手术到出院只有两天,大量的文字工作,如果靠医生半夜手术结束后加班完成,必然使更多医生逃离这个行业。

   第四、改革医院管理体系,让医生真正成为医院的主体。医院管理方一向高高在上,从不顾及医务人员的生存状态和压力。中国医生在繁忙的医疗和文字工作外,还需应付大量非医疗程序。各种无意义的考试、学习、晋升和会议,医疗纠纷层出不穷。为什么不能像国外,废除毫无意义的晋升和考试,让市场决定医生的好坏?对病人来说,尽管有些医院已经改进流程,实行看病预约,挂号预充值。但大多数医院,看病手续仍十分繁琐,还需要一次次排长队交钱,增加就诊难度。要改善病人就医环境,留住医务人员,就必须改革医院的行政体制。

    今天的中国,iphone5 64G版售价10800块钱,联想E156卖98块。别墅价值几亿,蜗居却只有十几万。百姓能接受用不起iPHONE,租不起房子,吃不起肉的残酷现实,却不能容忍医疗业的任何瑕疵和不公。在政府的指导下,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权利花最少的钱和时间,看到全中国最好的医生,得到最先进的医疗诊治。甚至希望医生像上帝,不但起死回生,还倒贴钱送药。然而,几千万病人随意走进任何一家大医院,而最好的医生才那么几百位,凭什么享受特权?很遗憾,别的行业可以细分市场,提供差异化产品,满足人群的不同需求,唯有看病做手术,原本就是高端服务和稀缺资源,无论是医生,药物和设备,都无法再细分。即使可以,医疗业高昂的成本和生命所系的特性,如果没有国家出资和管理,仍然离穷人很远。医院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准入门槛很高,运行成本很高,效率很低,而病人甚至希望效率更低,一天只看四个病人最好,这些都注定了看病必然艰难。在政府的医改激励下,很多病人希望用二十年前的价格,享受到今天的新设备、新技术和新药,更希望看病像进“海底捞”,任何时候都有医生护士等着。这种幻想,在人类发明机器人医生,大幅提高医疗行业的劳动效率,降低就医成本前,永远只能是幻想。在十几亿人的医疗面前,中国医务人员已经尽了全力。据美国医疗网站medscape调查,23%的美国医生每周接待病人在49人以下,41%的医生每周接待50~99人。而很多中国医生,一天看一百多个病人,有的专家,甚至牺牲自己休息,半天看完一百多个病人。

    百姓真正要做的,是正视问题的根源,要回自己的权益。情感的温暖和帮助,无论医生多么倾心给予,对于病人的巨大痛苦,都不过是杯水车薪。比医生关怀更重要的,是亲人的情感支持和心理医生的心理辅导。而最终的平静,只能来自于内心的力量,以及上帝以及神灵的信仰。我们唯一不希望的是,病人和医生斗得你死我活时,却放过了我们共同的敌人——疾病。

                                                    刘湘源  2013-6-22  北京

   刘主任:   您好!提笔给您写信,窗外已是夜色朦胧。十月的深秋透着阵阵寒意,橘黄色的微弱灯光照亮着每家忙碌晚饭的身影。我在学校准备着毕业的事宜,望着窗外,心里却一直牵挂着我的母亲。回想起这些年陪母亲看病的一路,怕是只有同样经历的人才能感受。  珍惜生命,拥有一颗乐观信任包容感恩的心,懂得感恩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坚信温暖是相互传递的。这些便是我的感触与总结。医患关系需要的是相互的信任和理解,我们面对的是如何解决病情的问题,而不是激化交往配合中的矛盾。当然,中国的医疗体制存在漏洞,亟需改善,我也坚信新的政府会给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复。同时我深深地感受到,无论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真正的大师永远不仅拥有精湛的医技,最让人折服和敬佩的,是他们圣神的职业道德操守和高尚的品德。刘主任您就是这样一个人,作为病人的家属,我感到非常的幸福和幸运。   往事如泛黄的书页,轻轻翻阅,仿佛还是昨日夜里刚看完的那段章节……   母亲一年前在301医院做了耳鸣手术,非常成功。这段寻医之路也多有坎坷,好在母亲自己留心看了电视讲座,我们也总是幸运的有他人的帮助和挂号的运气。直到如今,我还是一直为自己遇见那么多德艺双馨的医生而倍感幸运。
    然而就在摆脱上个病痛后,今年年初母亲发现自己双颊肿大,后来逐渐有了轻微疼痛感。
明显的异常让我和母亲立刻警觉起来,因为母亲脊椎方面也有不适,于是在南昌大学一附医院做理疗的同时,我陪母亲先后看了口腔科,耳喉鼻科,免疫科,甚至住了院,都没有查出原因。后来多亏一位退休专家,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奶奶教授直接带我们找到头颈外科的主任,在其建议下,母亲最好去其他有名的口腔科医院看,当时推荐了离南昌较近的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和湘雅医院。
   虽然两个医院都在外地,上海第九人民医院也请同学火速现场预约挂到了号(电话预约已满),考虑到母亲身体虚弱经不起折腾,我们还是选择去湘雅医院。当时看的是湘雅口腔科最有名的一位专家,医生非常亲切。最后结论出来,免疫系统可能有问题。我和母亲询问治疗方案,专家说更年期女性多有此疾病,可能判断名曰舍格伦综合征。但没有治疗方案,靠自我调节。此时恰逢该专家出国,我们也无法再等。其他医生更是得不出结论,只说更年期妇女免疫系统有问题常见,要注重自我保护。
   一个病连确定的名称都没有,我和母亲真是又急又无奈,有时候未知的恐惧能打乱一个人正常的生活。母亲时常担心腮腺的肿大是否会变成肿瘤,天天忧心忡忡。最后,我和母亲决定北上去北医三院口腔科。
   经历了网上抢票,电话排号,我甚至叫几个好朋友和所有的亲人一起打114。我连高考报名都没这么紧张过,结果只挂到了一位不是很对病情的副主任专家,真是感叹中国地大人多,抢票高手在民间啊。
因为挂过特需门诊,我和母亲还是打算先前往北医三院看看是否还有挂号机会。事实是残酷的,票已经排到几个月后。我和母亲不死心,若是再查不出这可就一直影响人的生活心情,而且来北京一趟不易,路途奔波,我也有几个月耽误了大学课程。最后口腔科主任看到母亲的症状了解了情况后主动给母亲加号。事情的结果就是推荐我们去找刘主任您,因为他判断,母亲免疫系统有问题。为了防止我们挂不到您的号,主任特意写了一张纸条说明病情,这对于我和母亲真是莫大的帮助。真的非常感谢一路经历的这些医生。
   第二天早早到了您的科室门口,发现已经排起了长龙,我和母亲心里有点担心。后来身边的人透露,主任您人非常好,很多人无法挂到号都是您亲自加号,经常看到下午才下班。
   号加到了,我和母亲真的非常感动。第一次见您,觉得您做事特别专注,人的脾气很好,非常平易近人,有种温暖的感觉。和每个人都和和气气的,还会和病人聊天,缓解病人压力。我陪母亲看过那么多医生,像您这样高强度的看病人任务,还能有这么好的态度和温和耐心的性子,真是很少见。母亲的病被您一针见血指出,还开心的和您聊家常,心情好了太多,我看着母亲快乐了,心里终于放心下来。最后我和母亲终于知道她的确是有免疫系统疾病,干燥综合征。
   带着您开的药我和母亲终于放心的回去了。时隔半年多了,母亲腮部不再疼痛,感冒生病也少多了。这个月母亲又去了趟北京,前晚回来,是在网上跟你咨询后您建议她去北京复诊。她得了向心肥胖症。还是您给加的号,这种贴心负责的态度和您耐心的解释让母亲对这种药物后遗症没有了害怕担忧。我因为在考研最后准备时间,母亲没让我陪同一起去,在电话里听到母亲放心的复述您的解释,我心情也轻松不少。
  虽然母亲的病还未完全好,但我坚信随着药物的逐渐服用和医学技术的发展研究,母亲一定会和其他健康的女人一样,身体好起来,享受精致的生活和家庭的温馨。
  一路走来,经历了挂号的艰难,见证过许多无奈彷徨病友的脸庞,希望医生多多体谅病人的无助和弱势。
  一路走来,看到了医生超额工作量手术任务后的精力限制。医生也是人,不是超人,他们也会累也有情绪,但他们往往自己硬扛着身体的疲劳和精神的压力,只求多看一个病人。不是不愿意多看一个病人为了偷一份懒,而是种种体制和自身精力的限制。我们理解医生,尊重医生,其实这也是基本的道德。希望患者和家属体谅医生,支持他们的工作。
   至于看病难,挂号难,看病贵,乱收费,我想,这不是医生的问题,这是国家政府以及医疗管理部门应该承担的责任。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多救一个是一个,网络谣言和有些媒体噱头式的炒作报道,需要我们自己的甄辨。
   不管如何,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信任别人也是给自己一条出路。这句话对病者一方或是医院一方都适用。
   我的一位医生朋友常与我聊天,说觉得医生被恶魔化他们非常无奈非常委屈。学医之人,救死扶伤四个字如同生命般一直从第一天翻开医书时便灌入脑中。这一点,我真的相信。医生这个职业很多时候收入和付出不成比例,让他们坚持下来的,很大成分是对生命的尊敬对医生这个职业的追求。他们白天看病晚上还要察看国内外论文,不断更新知识储备,专业技能,私人时间少之又少。
    我陪母亲的看病经历只是千千万万个患者中的普通一例,但是多少代表一部分和我们有着同样经历的同胞。感谢道德高尚的医生,你们的存在让我们感动,也被我们所呼唤。祝福所有病者身体健康早日康复。病人,病者家属,医生们,让这三种力量扭成一股绳,鞭打驱除一切病魔。
    同时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医疗政策不断改进。医患本为一家,定要济舟共进.刘主任,愿您建康,万事如意。
   此致   敬礼!

    妙水刘女士    2014.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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